抗灾题材话剧《生-活》 以日常应对非常(2)
另外，王保年这个老爷子身上，也带着明显的北京人特色。他好喝两口小酒，爱拉胡琴，爱下围棋。按照编剧郑天玮的话说，“完全是照着朱旭描出来的。”2003年，北京人艺排演《北街南院》，阔别舞台十余年的朱旭应邀重返舞台。2005年，人艺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重排《屠夫》，言称是“最后一次上台”的朱旭两年间却演出50多场。
这次，听了编剧的话，朱旭乐了：“这不又把我拴上了。我老说告别，可老是告别不了。既然这样，就再来一把吧。”有老爷子坐镇，所有的创作人员就像吃了定心丸。每次排戏，朱旭都会把自己的台词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按照他的理解重新把词捋顺了，使之生活化、口语化。
另外，朱旭还会有些自己的小发挥。当大儿子推说工作忙要第二天才能为他祝寿时，他说：“明天？明天那是别人的生日。甭来了。”当他嘀咕起一直不要孩子的医生儿子时说：“医生医生，只医别人，自己不生。”
除了朱旭以外，《生·活》剧组还集合了多个明星。濮存昕扮演的大儿子王路石，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冯远征扮演的二儿子王延信，是个医生。川籍演员陈小艺，被任鸣临时换了角色。她本是要出演大儿媳的，最终却变成了王老爷子的保姆小菊。原因是，她的四川话够地道。剧中其他四个小保姆也全部由川籍演员担任，和陈小艺一样，整出戏她们都要用四川话表演。
抗灾话剧，最怕的就是满耳豪言壮语，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好在，《生·活》并非张口闭口教育人，而是把中国人每逢大事有静气、有韧性的特质，揉进了剧本。没有唧唧歪歪，没有思想斗争，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发生得真实自然。
应急不应景
北京人艺一直都有快速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传统。曹禺曾说过一句话：“人艺是与祖国共存亡的。” 2003年导演《北街南院》时，任鸣也表示：“即便是应急创作，我们也希望它有经典的强度。”
任鸣说，为了让这部作品与《北街南院》一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开始他们就确定“悲泣不是整部戏的主题”。“我们要传达的，是‘生活还要继续’的信念。”
就如剧名中被隔开的生、活二字：一边是获得生命，一边是更好地活下去。这部戏虽然是为“地震”而写，然而里面的人物，离了“地震”这个特殊场景，仍可在生活中找到活灵活现的原形。
另外，不同于人艺的任何一部作品，《生·活》还有个明显的特点：演员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直接表达感情。有一场戏里，当灾区传来消息，保姆陈小艺的妈妈和儿子在地震中都遇难了。陈小艺没有哭天抢地，她只是呆立在舞台上沉默不语。
这时，朱旭悄悄转身坐回到沙发，老爷子掏出手帕擦起眼睛。而濮存昕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嘴巴都绷成了八字型。 “这全是剧本里没有的情节。”任鸣说：“每个演员都是动了真感情的。”
当然，作为一部在一个半月就出手的话剧，《生·活》在很多方面确实不完善。比如，川妹子的麻利、坚韧、乐观、顽强，虽然剧中都有表现，但每一点都有点欠火候。而“地震”也好像成了一个筐，编剧想把所有的世间沧桑和情感裂变，一股脑全装进去。
濮存昕演的大儿子不是朱旭亲生的这个戏码，本来就够莫名其妙了。之后又曝出，保姆陈小艺的妈妈早年间跟在四川插队的大儿子居然有过一段情。好在编剧没有把她安排成濮存昕失散多年的私生女，不然实在太“韩剧”。这个桥段纯属横生枝节。仿佛告诉大家不可不信缘，削弱了大爱无疆的主题。
但观众宽容了这些瑕疵。台上冷不丁冒出一段《生死不离》的诗朗诵，台下还是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整出戏在气氛渲染上确实不错，绿草地的象征意义，音乐的适时介入，都算成功。以至于煽情的几场，几乎让每个观众眼眶红红。
一出戏剧可能无法留住生命的脚步，却可以平复心灵的创伤，传递爱的力量，这正是《生·活》的动人之处。然而，若想达到《茶馆》、《龙须沟》、《天下第一楼》这些经典的艺术高度，《生·活》确实是需要些时间打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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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浪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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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