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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浙江两遗址失之交臂

发布时间: 2018-04-10 19:57:33 来源: 浙江在线 记者 朱婧 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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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4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朱婧 郑文)4月10日下午,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成功入选今年的TOP10。据悉,本次终评以入围遗址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以及为推进考古学发展提供新信息和新研究成果为重要考虑因素,评选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

  9日的终评会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致辞中指出,对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些参评项目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更多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比如浙江良渚遗址,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开始,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而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持续28年的历史中,与良渚相关的考古成果三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共有26个项目参与角逐,其中浙江2项,分别是绍兴兰若寺墓地和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入围终评的26个遗址分布范围、年代范围广泛,种类多样,从侧面勾画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发现,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简史。同时,体现了中国各地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对考古的重视,运用多种科学手段,注重文物保护。

  尽管遗憾错过最终的“十大”,但我省的2项考古发掘项目均取得了诸多成果,稍后记者将为大家送上两大考古项目的详细报道。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入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都有哪些故事吧。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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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同时也首次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遗址堆积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不仅填补了新疆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在国内目前只发现于少数几个遗址,为解决学术界争议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依据;在该遗址发现了可能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或与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这为认识新疆地区金属使用或冶金技术的开始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该遗址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 ,这对认识小麦东传的路径和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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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城址,在黄河流域也是最早的城址之一。该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遗址,规格比大汶口遗址更高,相关遗存也更全面,在该地区上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西河遗址,下联文明起源时期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城址。加之所发现的丰富的房址、墓葬、祭祀坑及灰坑,以及大批陶玉石器等遗物的发现,特别是大型墓葬区及毁墓现象的发现,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迄于晚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为我们认识黄河下游史前社会的转变及复杂化的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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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处大型成人墓地,墓葬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性质应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时期葬制葬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

  墓地以偏洞室墓为主,这一发现将偏洞室墓的出现提前到仰韶时期。发掘出土的彩陶壶反映了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单耳杯、单耳罐等陶器的发现可能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单耳陶器的发现与起源找到证据。

  这处墓地位于遗址东北部,与环壕聚落同时期,在聚落中心还发现了一处大型人工水利设施。遗址的整体布局更加清晰,这是首次清晰构建起完整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是关中地区继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半坡遗址后,又一处意义深远的重大考古发现。

  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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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河塬遗址内涵丰富,包含仰韶时期、常山下层、晚商、刘家、先周、西周和战国秦汉等多时代的遗存和文化类型。特别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具代表性。商代晚期遗存含有刘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说明晚商晚期这里已经是一处具有多文化杂居的中心性遗址,而不是一处单纯的土著遗存,说明该遗址与中原商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西周早中期这里显然已经成为一处西北边陲的都邑性遗址。不仅发现了数座带墓道的诸侯级墓葬,而且发现了铸铜手工业作坊,还发现了带字甲骨,这些发现不仅说明这里是一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为研究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重要资料。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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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重要的都城遗址,高耸的城墙和完整的都城形制,宫殿区和青铜祭祀坑的发现展现了郑韩故城在中国都城城市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此次主动发掘的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的城门所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城门的构造、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上对"渠门"的记载。此外,瓮城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郑国车马坑三号坑作为陪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共陪葬各种车辆48余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骨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名列前茅,是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马匹特征等重要材料。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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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栎阳城在秦献公、孝公,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塞王司马歇、汉初刘邦时期都曾作为都城,是西安附近除咸阳、长安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对于认识和研究秦汉都城的形制、衔接、转承及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城考古后,先后确定了一号、二号、三号三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 期,即文献记载中秦至汉初的栎阳。三号城内发掘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其中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以及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遗物, 是目前为止最早的发现。出土器物上“栎阳”“宫”的刻划文字和大量的“栎乐”陶文,明确表明该遗址所在即为栎阳。

  栎阳城上承雍城,下启咸阳城,历史地位及其重要。发掘者以其丰厚的文献功底,对于与栎阳城有关的文献梳理评论明晰,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较为准确的路径,体现了历史时期考古的鲜明特征。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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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帝陵的位置和分布,长期以来是考古学的缺环。经过长期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终于明确了东汉帝陵位置、布局及特征,是秦汉考古的重大突破。

  目前基本掌握了东汉时期帝陵陵园的总体布局,初步明确了东汉帝陵的若干形制要素(圆形封土、南北向、南向长斜坡墓道、甲字形带回廊方形椁室。“甲”字形砖石明券墓室及石殿、钟虞、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为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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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四年的发掘和5000平方米的揭露,确认了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等级最高、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时代序列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天师正一教祖庭遗址。

  天师道是中国道教历史最悠久的道派,大上清宫遗址作为中国天师道祖庭基址,对其的发掘不仅是我国道教考古大规模发掘的第一次,而且是道教文化发源地的第一次 祖庭基址发掘。该遗址是选址于洞天福地的典型代表,完美体现了中轴线布局的理念,且遗址内殿宇遗存名称、结构、性质基本清晰,为研究道教历史、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中国道教考古开辟出新的局面。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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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得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祭祀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发掘从选址、清理地基、起建和建筑技术的多方面细节进行研究,并探讨了排水系统、祭祀人员的生活安排。这不仅是金代历史的重大发现,而且对于金人在建筑形式和神庙布局方面吸收宋文化的多种因素,探索当时金王朝东北边疆的经略、南北方文化的互动和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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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而且是内陆水下考古的有益尝试,其采用“围堰”的发掘手段,为今后的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 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同时发掘中所采用的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现代技术,也保证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技术性。

  该遗址面积较大,出土 文物数量众多,等级较高,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等方面最直接的反映。众多的出水文物证明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 忠沉银地点。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这一发现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为解决明史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标签: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 编辑: 朱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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