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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的“四库学”有了最新研究成果

发布时间: 2018-05-16 14:23:31 来源: 浙江在线 记者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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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浙江在线5月1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刘慧)书香致远,故纸弥新。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巨制,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更见证了清朝乾隆时期以来无数有识之士竭尽心力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如今这部“世界上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的盛世宏编正在谱写出新篇章。

  身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自面世以来,就备受学界关注,并形成了泛学科意义上的“四库学”。5月12日至13日,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杭州举行,海峡两岸近80位“四库学”专家、学者,首次如此大规模会聚杭州。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关系再检讨

  本届论坛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台湾大学夏长朴教授、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顾志兴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台湾师范大学赖贵三教授、岳麓书院蒋鹏翔助理教授等知名学者,分别就《试论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的编纂时间——兼论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残卷的关系》《纪晓岚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四库学发展》《四库本<陆士龙集>的提要与底本问题》《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考述较论》《<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文澜阁传抄本考述》等课题进行了论述。

  从所周知,《四库全书》自清代乾隆年间成书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上《四库全书》共抄成7部,分别藏于北四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和南三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如今,北四阁中除文源阁被毁外还剩三阁,南三阁则只剩文澜阁。

  此次论坛,尤其是纪晓岚和《四库全书》关系的最新研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纪晓岚从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馆担任《总目》的总纂官,直到《四库全书》的二次复校,乃至其后对《总目》的继续修订,前后有20年,可以说是《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第一功臣。但是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认为,《总目》是一部“钦定”的著作,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中的“一手删定”“一手编注”,纪晓岚必须听命于乾隆,无法体现自己的独立思考呢?

  27年前,他曾经在研究文章中基本肯定了纪晓岚对《总目》的著作权,后来的《纪昀评传》也沿袭了这个意见,但他这次提交的最新研究题目却是《纪晓岚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当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太粗疏,有必要重新梳理和检讨,称纪晓岚著《总目》,并非意味着《总目》代表纪晓岚的思想,那是我27年前的认识失误。”

  “究竟《总目》中的思想内容归属于乾隆还是纪晓岚?我们看到,一方面乾隆帝以他的帝王意旨笼罩《四库全书总目》,另一方面纪晓岚虽然不是独立文化人,他的思想也为统治意识形态所支配。但是他的学者意识仍然在有限的空间时时体现出来,从而赋予《四库全书总目》巨大的学术价值。”周积明说。

  被“高级黑”不仅是学术问题

  四库全书贬宋学竟与乾隆有关?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思想史学者夏长朴认为,纪昀等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有意贬抑宋学,既有宋学自身“立门户、党同伐异、攻讦不休”原因,也深受当时最高统治者乾隆的思想影响。通俗地说,重义理的宋学在乾隆中后期及四库编纂过程中遭到批评,被“高级黑”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还特别与乾隆思想发生巨变有关。

  那么《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宋学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正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会如此一面倒的“崇汉抑宋”,根本原因在于修书期间清高宗(乾隆)本人的学术态度有所转变。乾隆皇帝重视“汉学”而轻视“宋学”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中“褒汉贬宋”的学术立场。

  乾隆皇帝始终参与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要求四库馆臣“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即使在大小金川的战事中,军务繁忙,乾隆皇帝依然关心《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这是最具体不过的明证。

  夏长朴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编书前、后,乾隆的学术态度是相当不同的: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乾隆皇帝是宋学的支持者,但随着乾隆皇帝阅读古籍的深入,在编书末期,已经完全倾向于汉学,对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学大儒有相当不满言论,明确指出宋学说经不妥之处。如指出因为朱熹支持“公尸说”,乾隆直接抨击其“为是谬论”。

  夏长朴认为乾隆皇帝出现这种前后思想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道学家”的某些言论触怒了皇帝的权威,宋士大夫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认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如程颐认为“天下治乱之事由宰相承担,教化皇帝的事务则由经筵负责。”这类说法冒犯了皇帝的权威,这对主张皇帝大权独揽的乾隆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对此批评说“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乾隆贬低宋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宋之后,道学家讲学结党,分门结派各立党羽的流弊,影响到社会风气、政治安定,种种负面现象,导致乾隆皇帝反对讲学,甚至疏远宋学。”

  “乾隆的意志,可以决定一部书籍能否收入《四库全书》;乾隆的喜好,更可以左右《四库全书》提要撰写的角度与评价。以此类推,乾隆的学术倾向,自然更可以大大影响馆臣的思考,进而引导馆臣走向贬抑宋学的方向。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普遍充斥抨击宋儒结党讲学、坚持门户之见的言论,其实可以想见。”夏长朴说,“既然总揽大权的乾隆皇帝都已明白显示对宋学之徒结党营私、各立门户的深恶痛绝,那么随侍在侧,时时观察圣上意旨的馆臣(以纪昀为代表),在深入知悉皇帝的真正想法之下,自然尽力配合,以逢迎其心意。在这种情形之下,整部《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充斥着贬抑宋学,抨击宋儒门户之见的言论,其实不足为奇,经部〈四书类〉各书提要所见,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当年《四库全书》被用来卷肉包

  此次论坛围绕四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库全书》阁本文献学研究、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专题研究等六大主题展开研讨。那么,为什么会专门对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设一个专题研究呢?

  我们都知道,《四库全书》自清代乾隆年间成书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上《四库全书》共抄成7部,分别藏于北四阁(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南三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如今,北四阁中除文源阁被毁外还剩三阁,但南三阁则只剩杭州的文澜阁。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曾因战事大部分被毁,但现在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这是三次补抄的成果。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占领杭州,文澜阁在兵乱中未能幸免,孤山脚下残垣断瓦。距孤山10多公里外的杭郊留下镇,杭州藏书家丁丙从包子铺小二手中接过几个肉包,他撕开包装纸正要咬上一口,突然瞥见纸页一角有一个鸡血印记,大惊失色:“这不是乾隆御览后的宝印吗?”他赶紧摊开整张纸,纸页上有一排正楷书写的小字“钦定四库全书”。这张用来卷肉包的纸,竟是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一页。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丁丙、丁申兄弟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趁夜潜入文澜阁,用小船将剩余的四库全书偷偷运出,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阁本。可是花了大半年,也只抢救回8689册,仅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剩下的办法只有补抄。丁氏兄弟于是从江南数十位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历时7年补抄了26000余册。

  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1915年,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开始主持第二次补抄,他以承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花了8年时间,但是仍不完整。1923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接过了“接力赛”的第三棒,开始第三次补抄。

  最后完成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实际上比原来更为完整、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是后来“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因为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曾对书籍中的“违碍字眼”多有删改。而在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时,被四库馆臣删改的文字据原本均得以恢复。据估计,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颁《四库全书》多出8000卷。

  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由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是继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之后影印出版的第三种《四库全书》影印本,共计印刷300套,每套1559册。目前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已入藏数十家海内外图书馆、研究机构。

  作为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原本的保藏单位,此次浙江图书馆还意开辟专门的展览空间,展出了珍贵原本。

标签: 编辑: 曾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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