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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说10家 | 东君:在小说中发出个人的声音

发布时间: 2018-07-03 07:00:32 来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编辑 李月红

  【编者按】:浙江是文学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无数优秀的浙江作品影响着中国一代代文学爱好者。日前,省作协推出“浙江小说10家”丛书,首次全面展现新时代我省中青年优秀小说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近日起,本端联合省作协推出“浙江小说·十家十言”专题,陆续推送每位小说家的创作谈和评论文章,为浙江小说鼓与呼。敬请垂注。

  1.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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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君:本名郑晓泉,70后写作者。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诗与随笔,偶涉戏剧。若干作品曾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江南》《西湖》《作家》《花城》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著有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另有结集作品《恍兮惚兮》《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听洪素手弹琴》等。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郁达夫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2. 创作谈

  百年之后,我们还能写点什么?

  文|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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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家很容易堕入一个理论怪圈,一旦发现某个作家某个时期的某部作品像某位前辈作家,他就非要从中寻找脉承关系。有些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沈从文、废名、师陀、汪曾祺的味道之后,我才正儿八经地去读他们的作品。之前,这些人的作品我只是零零星星读过一点。其实真正影响我写作的,还是西方作家,我十分粗略地把他们分成几脉,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是一脉;卡夫卡、舒尔茨等是一脉;福克纳、西蒙等是一脉;鲁尔福、马尔克斯等是一脉;海明威、卡佛、福特等是一脉;贝克特、图森等是一脉……我是一脉一脉地读过来,就知道了西方文学的来龙去脉。东方作家,特别厉害的好像不多,有几位日本作家如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也曾对我有过影响。

  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是被国内一些评论家夸大的,我虽然不太喜欢,但我还是不能绕过他们的。从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如果说,胡适是白话文的推动者,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者。王德威先生谈到鲁迅当年在日本看到日本军人砍中国人脑袋的幻灯片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犯人脑袋喀嚓落地的那一刻,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就陡然诞生了(大意)。从鲁迅和鲁迅的那一代作家开始,小说才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体意识。除了鲁迅,还有一个浙江作家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推手,他就是施蛰存先生。施先生当年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倡导的就是现代小说、现代诗。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作家,我们现在虽然称之为“现代作家”,但没有进入现代意识的写作,比如张恨水等。施先生晚年虽然也曾谈过现代性,但他还是略显保留,大概是怕捅了“现实主义”的马蜂窝。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作者卡林内斯库曾借现代主义和先锋诗学解释“现代”与“新”的概念。他曾经不无幽默地说过:现代性可以有很多副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也没有。理解这句话,估计要读完这样一部书。不过,也有直观的、感性的解释。当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读了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就对他说:你喜欢内在的东西。希梅内斯后来作补充解释:内在的东西就是现代性的、世界性。他同时提到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认为这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心理悲剧就有一种深刻的现代性。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以三部复仇主题小说(即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余华的《鲜血梅花》)为例,谈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和中国小说在三个不同时期呈现的现代主体意识。读了余华的《鲜血梅花》,再读汪曾祺的《复仇》我们就可以理解格非当年为什么说“汪曾祺是先锋文学一个真正的源头”。那么,现代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有什么区别?我以为同样可以借用西班牙一位作家的话来解释:传统小说就是看故事的下一步发展,而现代小说则是为了感受其氛围。而“氛围”这个词在小说里可能要置换为另一个词,那就是意境。我很看重在小说中对“意境”的经营。我认为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独特的意境,发出一种属于个人的声音。于无声处有声,于无画处有画。

  阿多尼斯与杨炼对话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不能变成西方人,于是就变成西方写作的复制者。现在看来,小说创作的同质化日益严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复制。很多人都在复制小说,这个人复制那个人的,东方复制西方的。翻一翻杂志,发现很多杂志上的小说都是大同小异。反躬自省,我也写了一些跟别人差不多的东西。这么一想,就没劲了。因此,小说越写越少,并非写不出来,而是觉得写出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还不如不写。然而,我还是要厚着脸皮写下去。不是为虚荣心所驱使,而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在日复一日的书写中,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是的,我一直在等待着一样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3.创作评

  理想中与现实中的传统文化

  文|牛玉秋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传统文化的精神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源远流长地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忠孝节义礼智信,琴棋书画诗酒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从行为方式到思维方式,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在每个中国人身上发挥着作用。每个中国人对理想生活的构筑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记,而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则渗透在一点一滴的日常之中。不过,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城市化的现实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猛烈的冲击,边缘化、碎片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存在的主要形式。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不少作家的困惑和思考,东君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以先锋文学成名的作家转而关注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其间的心路历程不好妄加揣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肯定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切的感情。在这本小说集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了解和感情。

  在作品中东君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实窘境。房地产商姚碧轩自号木石居主人,他结交法师聪辩,种梅花修寺庙,原本想筑一处桃花源样的居所,以供自己养老。在家可以品品茶、种种花、读读书,出门有渔船、蓑笠、一壶好酒、几只鸥鹭。衣食有余,知足不辱。很明显,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心生贪欲,结果他毁掉了一个血缘聚落的村庄,修出了和城里一样的别墅区和商业街,把这一带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一片喧哗世界,离他心目中神往的那个世外桃源越来越远,最后只能以死亡来实现功德圆满。看来要在尘净之间有所领悟并非易事,理想中传统文化精神的追求终究敌不过现实中物质利益的诱惑(《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在外公竹庵先生高逸民的故事中,传统文化的窘境体现在父子关系上,也体现在他自己身上。在外婆口中,外公只对离手一尺远的东西感兴趣,譬如纸、笔、茶、酒、兰花。在外孙眼中,外公是个无趣的人,满身老牌名士的习气。他把教人识字写字看做无财布施,认为于人于己都是一种修行。孩子淘气犯错,他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临帖写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和的人却仿佛有一种力量,比圣贤之书更有功效,可以化杀气于无形。因为他为人看重一个“公”字,不揣私心,所以受人敬重,被称为“先生公”。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无法化解自己儿子胸中的那股恶气。他让儿子写字养花,给儿子驱邪招福,方法用尽,也没能阻止儿子杀鹤屠狗,离家出走,沦落成黑社会头目,最后死于非命。他的影响在儿子身上只剩下了无聊时练练字,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汲取练字过程里面那种让人安静下来的东西。一个以传统文化安身立命的人无法把这种精神传承给自己的儿子,到底是做父亲的失败,还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对他自己而言,矛盾也很明显。他靠抄书糊口,多半生抄佛经,抄宗谱,纯粹的传统文化。到晚年却抄起了耶稣的族谱,信奉了基督教。他临终前留给邻居的对联是:鸡犬相闻忽逢桃花林;阡陌交通遥望秦时月。横批是:不知有汉。给自己留的随葬品却是一本圣经。中西文化在一个被传统文化浸润很深的人身上就这样奇特地融合了(《出尘记》)。

  《听洪素手弹琴》中的拧巴其实也是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窘境。古琴本来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高雅艺术,对乐器、环境、听众以及演奏者自己的心境情绪都十分挑剔。应该说,洪素手的性情与古琴是相当契合的,但却与周围环境不契合。官气十足的唐书记,浊气逼人的唐老板,都不是古琴的合格听众。就算是教洪素手弹琴的顾渔顾老师,在他强迫洪素手给唐老板演奏时,也已经背离了古琴所蕴含的精神。洪素手所坚持的才是古琴的传统精神,所以她才能以柔弱之躯抵抗唐老板的淫威,抵抗顾老师的逼迫,抵抗一张价值连城的古琴的诱惑。所以她才能不以职业论贵贱,视民工小瞿为知音。这是技艺与环境拧巴。洪素手虽得古琴精神之精髓,却无法为自己觅得一条平坦的生存之路,弹琴的手只能去打字,才能解决衣食之需。这是才能与生存拧巴。更为拧巴的是洪素手这样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却要从美国大片中的动画形象蜘蛛侠身上获得,让人啼笑皆非之余,不免震惊乃至沉吟。

  传统文化的现实窘境造就了东君笔下的三类人物。

  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为界,一类人会变通,懂适应,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篡改乃至糟蹋了传统文化,却获得了丰厚的现实物质利益。

  比如古琴师顾渔。只要报酬满意,他既可以给唐书记弹琴,也可以给唐老板弹琴,甚至可以为了那张价值连城的古琴逼迫自己的得意弟子,不惜动手打人。他也正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比如竹清寺那个脑满肠肥的方丈,他表面上手不沾钱,私底下却把钱数得哗哗响。虽然披上了僧袍,却是黑社会老大的面孔。不讲清规戒律,寺里的出家人照样做男女俗家事,照样喝酒吃肉(《黑白业》)。比如欺世盗名的李晚香,把阿拙仙的作品说成是自己的,不仅卖了大价钱,还给自己挣来了大师的虚名(《阿拙仙》)。

  另一类人坚守传统文化精神,不求闻达,安贫乐道,虽自得其乐,却后继乏人。

  比如苏薏园先生。他一生专注书画,成名之后仍不肯给当年有劣迹的当地首富作画。唯一一次应酬,却画了牡丹梅花图,题记“富贵寒酸共一堆”(《苏薏园先生年谱》)。比如阿拙仙。他早年曾经得到“梅溪三高”教授技艺,黄杨木雕技艺超群;又曾与一个日本人有过一段交往。这两者原本都能让他声名大噪,财源滚滚,他却绝然不肯利用,甘心守着疯女儿和小外孙清贫度日。

  在这两类人中间游弋着第三类人。他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理解传统文化的真谛,有传承传统文化的愿望。不过现实生活的各种诱惑也时时向他们进攻,动摇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竹清寺的洗耳。他是寺里唯一一个坚持佛性一直吃素的年轻和尚,为了信守对老方丈的诺言,他放弃了两次极好的机会,一次出国深造,一次留校执教。就是这样一个有信念有持守的和尚,在少妇和毛片的诱惑下,也难免心猿意马。这中间固然有人性的合理需求,却也看出持守的艰难。

  正是以上这三类人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有坚守,有沉沦,也有动摇。

  传统文化毕竟属于上层建筑,有其产生、存在、发展、衰亡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过程。如今,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它本身也不可能照原样存在下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辨识传统文化的神韵和真味,使其长久地传承下去,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原评论刊载于《文艺报》

标签: 传统文化;小说;作品;古琴;创作;小说家;浙江;鲁迅;作家;中国 编辑: 李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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