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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五枚银锭跨越五代 背后是一段中国财税史

发布时间: 2018-07-23 07:04:35 来源: 浙江在线 记者 俞吉吉 摄影 魏志阳

  铜钱、元宝、黄金......钱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们都曾在历史上充当货币,它们形态各异,价值不一,无不折射着中国财税的变迁。每一次财税改革也都深深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这一期,就让我们在中国财税博物馆的五枚银锭中,了解白银,这一中国古代主要货币载体的发展变化,和它背后的历史风云。

  浙江在线7月2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吉吉 摄影 魏志阳)白银,是中国古时重要的货币之一,银子多不多,大不大,重不重,都彰显着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在电视剧中,它们多有着富贵逼人的浮华光泽,流通于街角巷陌,流转于各行各业。

  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如今,当你走进博物馆,它们的真身已略显苍凉。在凝重的岁月包浆下,斑驳隐现的錾刻铭文和戳记,仿佛述说着商贾奔波万里的驼铃,农夫坎坎劳作的汗水、黎民繁衍生息的炊烟,将士戍边报国的战鼓……

  这些财富的象征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经历了什么,它们的背后又是一部怎样的中国财税史呢?

  近日,记者走访了全国唯一一座集中珍藏和展示中国财税史文物文献的专业博物馆,位于吴山脚下的中国财税博物馆,听冯立松副馆长解读了馆藏的这组珍贵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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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其实很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就掌握了冶炼金银的技术,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白银制造的贝币和布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白银并未真正进入流通领域。

  到了唐代, 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依然非常有限,仅限于把税收钱物折换成白银,作为财富进献给皇室,尚不具备流通的职能。白银货币的形态也尚未统一,从目前存世的唐代银铤看,主要有船形、板状和圆形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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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唐代五十两银铤,比我们现在用的PLUS手机还要大一些,重1940克,外形像小船,所以俗称“船形银铤”,有弧底,卷腿,因为体积大,分量重,携带不便,四周通常会被敲扁卷折起来,这件银铤便是如此。

  到了宋代,伴随着日益繁盛的商贸往来,白银开始流通,使用范围也日渐广泛,货币形态也逐渐趋于统一。这件南宋“出门税”银铤便是其中的代表,弧首束腰,上刻有“出门税”字样,铭文也耐人寻味。“真”字,表明铸造此锭别无二家,“聂二”是铸造工匠的名字,“助聚”是指将收缴上来的税钱换成银两,再聚合起来打造成银铤,由此表明该银铤是用官方征收的出门税钱兑换成白银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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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立松表示,这件银铤是南宋政府向行商征收“出门税”的真实见证。所谓的“出门税”,顾名思义就是商人携带货物走州过府,途经各地城门,需要缴纳的税金。出门税出现在南宋,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的。

  宋金时期是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白银在市场上有了成色、形状和重量的规范,买卖的价格和兑换的机构,用于纳税、支付军费和各种纯商业交易。伴随着白银货币化逐渐规范的进程,“银锭”的称谓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银铤。但是宋代并没有废弃“铤”字,只是把“铤”作为名词,称“铤银”,而把“锭”作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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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元代,后世俗称的“元宝”就出现了。元宝,指的是“元代的宝货”。这件元朝“至元十四年扬州元宝锭”的背面就刻有“元宝”二字。它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其为元代官铸银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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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立松表示,元代官铸尤其是如这样的五十两锭存世非常少,有确切铭文的课税锭更为罕见,这件银锭正面中间刻着“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右边刻着“扬州,销银官王珪,称验银库子侯成”,左边刻有“重伍拾两,库官王仲方,铸银侯君用”。因为信息量大,这件罕见的银锭就更为珍贵。

  到了明代,政府开始禁止使用白银,但后来由于实物征税的繁琐,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白银的使用逐步合法化,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提调官知县许俣银匠辛光显”。这是数百年前工匠刻在这件“嘉靖十四年袁州府万载县禄米银锭”上的铭文,讲述着明代财税的特殊性。

  首先,俸米折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发给皇亲国戚和官员俸禄的米麦,基本上会折成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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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地方藩王们的俸禄不是中央政府拨发,而出自地方财政。袁州府相当于今天江西宜春市,当时江西有三个藩王府,分别为宁王府、荆王府和益王府,世代传袭先后出现了23个藩王。他们的禄米岁俸都是直接由江西当地各府州县提供的。此锭就是由袁州府万载县交纳给各藩王府的禄米银。

  再者,粮长制。铭文提到了一个叫王梁朝的“粮长”,还有万载县知县许俣,说他担任提调官对这项工作进行监督,这个就反映了明代特有的田赋征管制度。粮长制度创立于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粮长在政府的监督下负责田赋的具体征收和解运。

  此外,这些铭文还反映了库银管理的规范化。嘉靖年间朝廷明确要求各地政府把税钱按规定熔铸为银锭上缴,并且要打上年月、官吏、银匠姓名等戳记。这件银锭上面,时间、地点、用途,谁收,谁管,哪个工匠打造,都很完整,是一件典型的明代五十两官铸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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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关税锭,出现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口岸的特殊时期。清政府鼓励使用银两,倡导“用银为本,用钱为末”,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税收、皇室开支、军费开支、战争赔款和国内外商业贸易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本位货币。直到清晚期随着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传统银两才被银元所取代。

  这件关税锭是马蹄形,有三个清晰的戳记,分别是“江汉关”“光绪二十六年”“有成号匠王明”,表明该银锭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江汉海关把所收关税铸成五十两大锭以上缴国库的库银,由有成银号的工匠王明负责熔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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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汉关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62年成立的,位于今湖北省武汉,按英国方式组织和管理。它的设立打造了对外通商的重要商埠。江汉关的年进出口总额由最初三四千万两,到1901年1亿两,收缴的税款成为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

  五枚银锭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中国财税博物馆征集得到,它们都是上缴国库的税锭。上缴国库的基本都是税银,而非税钱,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设想一下,如果将千万两的白银折算成铜钱,将需要多少铜钱,一个人怕是背都背不动的。这也在南宋时催生了一个与后世钱庄有些相像的机构——金银钞引铺。冯立松表示,在南宋临安府所在的南宋御街两旁,也就是现在杭州的中山北路一带,就有忙碌的金银钞引铺,他们将各地缴纳上来的税钱兑换成等额的税银,再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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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金银锭是根据重量和成色来体现价值的,属于称量货币,在使用过程中会经常反复熔化重新铸造,使得金银锭存世稀少,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铜钱或者纸币,存世量远在金银锭之上。

  银锭虽小,却折射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中国财税史。它们记录了财政收支、经济民生,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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